都知道魯迅是文學大家，都知道他的《狂人日記》《孔乙己》《吶喊》《徬徨》等等。孰不知，他還是那個時代的平面設計達人。雖然，他在平面設計方面的成就鮮為現代人所知，但在設計史上卻不容忽視。

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，請魯迅設計北大校徽。1917年8月，魯迅完成校徽設計。校徽圖案以篆體“北大”二字構成一個圓形，上下排列，其中“北”字構成背對背的兩個側立的人像，“大”字構成了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像，“三人成眾”的意象給人以“北大人肩負重任”的想象，具有“脊梁”的象征意義。

北大校徽突出了“以人為本”的辦學理念。有人說，大學，因大師而大，更因大學生而大；也有人說，上面是學生，下面是老師，老師甘為人梯，學生站在老師的肩膀上，必將青出于藍勝于藍；更有人說，大學之“大”，即學術之大，責任之大，精神之大，盡在其中，體現了“自由獨立，兼容并蓄”的精神。

可以說，北大校徽的藝術處理是極具匠心的，以文字構成表現出徽標內涵，造型結構緊湊，明快有力，蘊涵豐富，簡潔大氣，透出濃厚的書卷氣和文人風格，實屬難得。后來，北大標志在魯迅先生設計的校徽圖案基礎上加以豐富和發展，確定了特定色值的紅色為標準色，并將其命名為“北大紅”。

1917年的魯迅，與陳獨秀、胡適等人相比較，完全是兩種生活狀態，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，下班后便躲在紹興會館補樹書屋抄寫古碑。這一年，魯迅日記中大量記載了購舊拓本、買漢畫像、搜集古鏡等事。半隱居的魯迅常常感到孤獨和愁悶，他說：“見過辛亥革命，見過二次革命，見過袁世凱稱帝、張勛復辟，看來看去，就看得懷疑起來。于是失望，頹唐得很了。”但魯迅沒有因此沉淪，他的心中燃著向往民主、科學的火焰。所以，他在接受蔡元培的委托之后，很快設計出了具有獨特意味的北大校徽。

蔡元培和魯迅是紹興同鄉，他之所以托付魯迅設計校徽，是因為對魯迅的美術功底與美學主張充分信任和肯定。魯迅一生雖然沒有專事美術，但自幼喜愛美術，有過很好的美術訓練，比如用“明公紙”描摹繡像小說等。魯迅是現代美術的旗手，他領導的左翼木刻運動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背景下也毫不落伍，很多精神和品質在今天都不過時。魯迅非常重視美術教育，1913年，他在任職教育部僉事期間，發表了《擬播布美術意見書》一文，顯示出了對美學源流的深入了解，集中闡述了對美術教育的觀點，認為“美術之用”在于“表見文化”“輔翼道德”和“救援經濟”，指出“美術誠諦，固在發揚真美，以娛人情”，多方面闡明播布美術的重要性，主張將美術“傳諸人間，使與國人耳目接，以發美術之真諦，起國人之美感，更以冀美術家之出世也。”

魯迅的這些主張與蔡元培的主張不謀而合，可謂心有戚戚焉。蔡元培畢生注重美育，提倡“以美育代替宗教”，曾指派魯迅講授《美術略論》，魯迅樂意使然。正是魯迅不俗的美術功底以及蔡元培與魯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息相通，使蔡元培毫不猶豫地把設計校徽的重任托付給了他。

1925年12月，魯迅在《北大學生會周刊》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短文《我觀北大》，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于北大的態度：“北大是常為新的，改進的運動的先鋒，要使中國向著好的，往上的道路走。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，背了許多謠言；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，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，不見得弛懈……北大究竟還是活的，而且還在生長的。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，總有著希望的前途。”這段文字，不正是對北大校徽的文字注解嗎？

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，書刊出版市場呈現前所未有的蓬勃氣象，文人、作家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書刊封面、裝幀等環節的設計當中。這時候，魯迅顯現了他獨特的審美品位和出色的設計能力。他與美術家、書籍裝幀藝術家陶元慶的設計合作，開啟了中國近現代平面設計尤其是書籍裝幀設計的新篇，諸如北大校徽和許多書籍的封面設計，都讓人眼前一亮、耳目一新。可以說，魯迅的許多設計作品都堪稱精良妙品，即便是放在今天，仍然不失為搶眼的作品。

魯迅一生設計了60多個書籍封面，個個典雅蘊藉，極具時代感。可以說，他在設計領域的探索，開辟了中國現代書籍裝幀設計的新路。他一生設計的書刊封面中，有自己親自題寫封面書名、有請別人題寫或畫封面畫，自己再安排大小、位置和顏色設計，也有些翻譯書籍采用已有插圖來設計封面。魯迅的書刊設計帶有典型的文人特點：首先是樸素，他的很多書都是“素封面”，除了書名和作者題簽外，不著一墨；其次是古雅，他愛引用漢代石刻圖案作封面裝飾；再則是喜用毛邊裝，愛保留書邊不切，他覺得“光邊書像沒有頭發的人”；在版式上則喜歡留出很寬的天地頭，讓讀者可以寫上評注或心得，以品嘗讀書之樂；最后是對細節斤斤計較，直至達成心中所愿。

魯迅是作家中最早關注書刊設計的人，他的著作也有大量關于書刊設計的論述。可以毫不含糊地說，他就是那個時代的平面設計達人，正因如此，在現代書刊裝幀史論中，他一直被列入當之無愧的先行者之列。